那是一个湿冷的十一月傍晚，我正坐在办公室里整理案卷，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，电话突然响了，打破了安静。来电的是个陌生的女声，带着几分哽咽：“张律师，我是杨雪，我想离婚，我老公出轨了，还不肯认错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！”她的语气里满是愤怒和无奈，我约她第二天见面，心里已经开始盘算，这可能是一场涉及离婚赔偿的复杂官司。
杨雪，38岁，走进办公室时，穿着一件简单的灰色毛衣，眼底带着疲惫。她和丈夫刘洋结婚12年，有个10岁的儿子。杨雪是个会计，工作稳定，刘洋则在一家外贸公司做业务员，经常出差。她告诉我，半年前她发现刘洋出轨，对象是公司的实习生。她翻看了刘洋的手机，找到几条暧昧的微信记录，还截图了他和那女孩在酒店的开房记录。杨雪试着质问，刘洋却矢口否认，骂她“疑神疑鬼”，还威胁说离婚她一分钱也拿不到。
“我不是为了钱，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！”杨雪红着眼说。她想离婚，还要刘洋为出轨付出代价，尤其是精神损害赔偿。房子是两人婚后买的，首付她出了大半，儿子也一直是她在带，她不想让刘洋占了便宜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1079条，配偶一方有重婚或与他人同居等行为，另一方可请求离婚并主张损害赔偿。杨雪的证据看起来扎实，但要让法院认定“同居”，得有更直接的证明。
我问她：“除了微信和开房记录，还有别的证据吗？比如邻居或者朋友知道这事？”杨雪想了想，说她闺蜜小美见过刘洋和那女孩一起吃饭，还拍了照片。我让她把所有材料整理好，包括银行流水、购房合同和孩子的学校记录，证明她在家庭中的付出。几天后，她拿来了一堆证据：微信截图、酒店记录、闺蜜的照片，还有刘洋转给那女孩的几笔小额款项，备注写着“礼物”。
证据收集齐全后，我帮杨雪起草了离婚起诉书，以感情破裂和刘洋出轨为由，要求离婚、儿子抚养权、房产分割及1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。起诉前，我试着联系刘洋，想看看能不能调解。他在电话里冷笑：“她想告就告，房子是我的，孩子我也要！”我压住火，提醒他出轨证据确凿，法院会依法判决。他哼了一声，挂了电话。
开庭那天，杨雪紧张得手都在抖，坐在原告席上，眼神却透着坚定。刘洋的律师辩称，微信记录和酒店开房只是“朋友往来”，不足以证明同居，还说杨雪在家“脾气不好”，导致婚姻破裂。我当场提交了杨雪的证据，尤其是闺蜜的照片和转账记录，清楚显示刘洋与第三者的亲密关系。我问刘洋：“你说只是朋友，可半夜一起开房，连续转账买礼物，这叫正常朋友？”他支吾着答不上来，法庭里一片安静。
抚养权和财产分割是另一个焦点。杨雪提供了儿子的学校记录和老师证词，证明她一直是主要抚养人，而刘洋常年出差，鲜少关心孩子。房子首付她出了70%，贷款两人一起还，依据《民法典》第1087条，她有权分得一半以上份额。法官翻看了银行流水，确认了她的贡献。刘洋的律师试图狡辩，说房子登记在他名下，应全归他。我反驳：“登记不等于归属，首付和还贷记录清清楚楚，法院会公平分割。”
庭审后，法官判准予离婚，儿子归杨雪抚养，刘洋每月支付抚养费2000元，房子平分，杨雪获85万补偿款，并额外获8万元精神损害赔偿。散庭时，杨雪眼泪夺眶而出，对我说：“张律师，谢谢你，我终于觉得扬眉吐气了。”我笑了笑，心里却有些沉重。法律给了她赔偿和尊严，可婚姻的伤痕，怕是还要她自己慢慢去愈合。
走出法院，雨已经停了，杨雪抬头看了眼天空，嘴角终于有了点笑意。这场官司结束了，她赢回了公平，可那份被背叛的信任，早已在刘洋的谎言里，碎得一干二净。
